經典黃梅戲《夫妻雙雙把家還》唱的是董永和七仙女美麗的愛情故事。在新津縣普興鎮袁山村，也有一出“夫妻雙雙把家還”的故事，不過這個故事的主題是致富。這對夫妻丈夫叫周茂林，妻子叫任新蓮，兩口子從2005年起放棄打工回家養起了獺兔。幾年下來，兩口子現在養了3000多只獺兔，去年的養殖收入超過10萬元。

　　但這并不是單純的個人發財致富故事，而是與袁山村這幾年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實施土地整理、改造鄉村環境、發展現代農業等緊密相連。他們自創的“袁山模式”使得這個曾經的市級貧困村一舉實現整村脫貧致富，人均年收入從2007年的2000多元增加到如今的近萬元。周茂林、任新蓮夫妻的致富之路，不過是袁山村農民增收的一樁普通案例。

　　放棄打工來養兔

　　去年收入10多萬

　　有了合作社這個靠山，周茂林、任新蓮承包了9個兔舍，養了3000多只兔子。每個月任新蓮都要到合作社結算，這段時間生意好，每次都要領1萬多元錢回家。

　　周茂林是袁山村的農民，任新蓮是宜賓人。兩個人結婚后，周茂林在普興鎮的磚瓦廠做事，任新蓮則常年在成都各地打工。“我十幾歲就外出打工了，在服裝廠待過，做過服務員，干過食堂。”任新蓮說，在養兔子之前，她在一家食品廠上班，一個月拿2000多元，還有五險一金。

　　如果沒有袁山村為發展村經濟而辦起全省最大的獺兔養殖基地，周茂林兩口子也不可能走上養獺兔的致富路。

　　2007年，袁山村成立了集體經濟組織袁山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，以40畝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做抵押，貸款150萬元，修建了50棟兔舍，并以此入股與養殖大戶聯合成立了袁山獺兔養殖專業合作社。這件事的“始作俑者”就是那位曾獲得“建設成都杰出貢獻獎”、人稱“狗不咬書記”的袁山五峰聯合黨委書記李偉。

　　李偉告訴成都商報記者，袁山村養獺兔這件事，也算是一種機緣巧合。2005年，一個老板為做皮毛服裝生意，來到袁山村辦了獺兔養殖場。最初的做法是放種兔給農民，請農民養。老板按照存活率收購，農民每養一只，最多可以賺到6元錢。

　　但是，這種粗放的養殖模式并沒有讓農民獲得太多的收益。要改變當地貧困局面，要讓村民擺脫過去“靠天吃飯”的日子，就必須有大的項目。于是在2007年，李偉決心擴大袁山村的獺兔養殖規模，也就有了前文所述的全省最大的獺兔養殖基地。

　　看到養兔子有利可圖，離家也近，任新蓮放棄了漂泊在外、夫妻離別的打工生活，回到袁山村養起了獺兔。后來看到養兔子的確賺錢，任新蓮拉著周茂林入伙。兩口子從此徹底告別打工生涯，全身心投入到獺兔養殖事業中。

　　袁山獺兔養殖專業合作社采取了一種全新模式和農民合作：由合作社承擔兔舍建設、獺兔的免疫、養殖技術輔導等等，農民只管養兔，合作社按固定的價格收購。只要農民精打細算，養殖成本越低，賺的錢就越多。現在獺兔收購的價格是50元一只，而周茂林、任新蓮兩口子養一只兔子的成本投入是30多元。這樣算下來，一只兔子就要賺十幾元，比過去賺得多了。

　　有了合作社這個靠山，周茂林、任新蓮承包了9個兔舍，養了3000多只兔子。記者跟著任新蓮走進其中一間兔舍，密密麻麻的兔籠排列在兔舍兩邊，每個籠子里都有四五只兔子，每個兔籠門上還掛著養殖記錄。任新蓮說，養兔其實很簡單，上午喂食、喂奶要忙一點，下午就喂一次食，每天的工作時間就4個小時左右。“每天都有全國各地的車來基地拉兔子，一次就是幾千只。”任新蓮告訴記者，每個月她都要到合作社結算，這段時間生意好，每次都要領1萬多元錢回家。

　　去年，周茂林、任新蓮依靠養兔收入超過10萬元，旁人打趣說他們應該買車了。任新蓮說，現在家里有兩臺摩托車，一臺三輪車。至于汽車，等賺到更多的錢再說吧。“照你這個速度，快得很。”同村村民佘樹林笑著說。

　　“袁山模式”窮變富

　　人均年收入已過萬

　　李偉掰著指頭說起袁山村民的收入構成：勞務收入占70%左右，其余的收入包括土地整理后租金收入、袁山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每年的經營分紅、用作農民養老保險的耕保基金、糧食直補等等。

　　李偉2007年來到袁山村，2009年袁山村就摘掉了“貧困村”的帽子。

　　說起袁山村過去的窮，66歲的佘樹林最有發言權。他是土生土長的袁山村民，他最愛說一個典故：自己的父親在動不了的時候，從兜里掏出兩塊五毛錢交給他，鄭重囑托“現在你要靠這兩塊五毛錢當家了。”

　　佘樹林這個名字曾多次見諸報端。2009年，他成為成都市首位農民新聞發言人，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用大實話歷數家鄉的變化，引起媒體關注。他這樣描述袁山村的過去：住泥瓦房，走泥巴路，喝凼凼水。

　　因為地處丘陵，交通不便，生產落后，袁山村一度十分貧窮。佘樹林舉例說，過去村里很多光棍討不到老婆，沒有女孩愿意嫁到這個窮鄉僻壤里來。當2007年李偉來這里掛職時，村民居住的房屋，有相當一部分還是幾十年前修的土坯房;不足三米寬的村道，在雨水的沖刷浸泡下泥濘不堪;灌溉溝渠年久失修，幾乎處于半癱瘓狀態，村民生產、生活用水成本非常高。“人均年收入算成2500元都高了。”李偉說。

　　如今的數據是多少?“上報的是8250元，實際上已經到萬元了。”李偉說，袁山村共有1008人，2009年全村總收入是730多萬元，去年900多萬元，今年肯定超過千萬。

　　李偉掰著指頭說起袁山村民的收入構成：勞務收入占70%左右，其余的收入包括土地整理后租金收入、袁山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每年的經營分紅、用作農民養老保險的耕保基金、糧食直補等等。在統計人均收入時，耕保基金、糧食直補并未統計在內。

　　上述收入變化，就發生在李偉到五峰、袁山掛職的這幾年。也就是說，從2007年至今，這里的農民收入增長了約3倍。這里面的關鍵因素就是當地自創的“袁山模式”，其主要做法包括：以土地整理為契機，促進農民集中居住。完成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試點，建造現代農業示范園。三是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，促進新農村和諧發展。

　　袁山村率先開始土地整理，農民集體搬入了統規自建的袁山社區居住。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農民集中居住區，目前當地村民的集中居住率已到93%。李偉借機改造當地環境，他爭取到資金，給村上修通了7米寬的柏油路，路邊新修了排洪溝，改造了灌溉系統……伴隨統籌推進“三個集中”，這個2005年還被定為市級貧困村的村落，如今已成了新津縣新農村建設的“樣板”。

　　經過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試點，袁山村村民的土地完成確權頒證，并流轉出去，實施農業規模化經營。外來的業主把這些地承包下來，種植青花椒、蘑菇、玫瑰等經濟作物，農民按土地入股，每年以750斤大米/畝的價格收租金。與此同時，袁山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了綠化隊、保潔員，把獺兔養殖合作社也歸入麾下。每年，公司把經營所得向全體村民分紅。李偉說，土地租金和公司分紅加起來，村民多的能分到好幾千元。

　　佘樹林家的1.8畝土地也流轉出去了，每年的土地租金和分紅有3000多元。他還自留了1.8畝種經濟作物，一年下來也有四五千元。他還買了貨車，讓兒子跑運輸，一年收入四五萬元不成問題。

　　“我家和任新蓮家在袁山村算是中等，比我們富的還很多。”佘樹林帶著記者到袁山社區轉悠。時值中午，村民們大多在午休，社區入口一個村民活動室里，女人聚在一起聊天，男人喝著茶，還有人在玩棋牌，一派休閑風景。屋外，兩輛小汽車停在門口，一輛是比亞迪F3，一輛是雪佛蘭樂馳。

　　成都商報記者 唐小濤 攝影記者 姚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