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。30年間，一場從農村開始的改革使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。

　　面對新形勢、新任務，農村改革也不斷推向深入。在新一輪的改革浪潮中，農業應如何發展?古老的農業如何走向產業化，實現現代化?

　　日前，隨全國政協“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”視察團一同視察的全國政協常委、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主任錢克明提出了自己的思考。

　　記者：如何評價目前農村普遍實行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?

　　錢克明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性功績自不待言，它帶來的是農村生產力的大解放，中國人溫飽問題的解決，農村和農業生產前所未有的大發展。但也必須看到，目前我國農業基礎仍然薄弱、農村發展仍相對滯后，城鄉二元化的發展格局未從根本上得到轉變。
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實現規模化經營是現代農業的基本要求，目前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局限性已日益明顯。每家每戶的土地太少，而且還呈現“插花式”分布。在目前這種小規模經營的情況下，農業很難走向現代化。

　　記者：許多地方在探索通過土地集中的方式實現規模化經營，您作何評價?

　　錢克明：土地集中是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最直接的方式。即通過流轉，將土地的經營權集中到種糧大戶或農業公司手中，開展規模化經營，走上產業化道路。這種模式在全國的許多地方都在探索，但這只能是局部地區、在特定發展階段的一種組織形式。

　　通過對國際上農業發展的現狀以及對國內土地人口狀況的考量，我認為，主要以這種方式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是非常困難的。日本和韓國被國際公認為是典型的小規模農業，但我國目前農業的平均經營規模僅是日本和韓國的1/3，即使再轉移出2/3的農村勞動力，也只能達到日韓目前的規模水平。

　　此外，過分強調土地集中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。比如近年來許多地方都在探索“公司+農戶”的發展模式。不可否認，這種模式在一些地區效果是明顯的，公司優勢資金注入，勞動效率提高，規模效益顯現，農民也能得到實惠。但必須防止公司進入，農戶退出的情況。在目前我國就業壓力很大的情況下，大量農民放棄土地，雖然能得到一次性補償，如果他們不能被吸納就業，只能靠低保生存，就永遠被排斥了發展的機會。總之，主要通過土地集中實現規模經營的道路是走不通的。

　　記者：那么，我國農業未來的經營主體會不會發生改變?

　　錢克明：毫無疑問，農戶應該始終是經營主體。國際上農業經營組織形式有三種基本模式，一是家庭農場，二是合作社，三是農業企業。農戶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，由農戶組成合作社，然后由合作社組建公司。總體來看三種形式應該是相互并存，而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，尤其是農戶，始終是農業生產活動的主體，是不能被替代的。

　　我作出這一判斷還基于兩點：首先，農業生產活動具有空間大，周期長的特點，這也決定了它的生產監督成本非常高。因此農業生產必須將付出與收益直接掛鉤，才能保證生產效率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生產活動落實到家庭。上世紀50年代，我們搞集體合作化生產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生產效率低下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就是對這種生產方式的糾正。

　　其次，農民應直接參與農業生產過程并充分分享成果。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，土地仍然是農民主要的收入來源和保障基礎，按在我國目前的增長方式和經濟組織方式，農民工無法定居城市并與現代生產要素緊密結合，因此不能輕易割裂其與傳統生產要素的天然聯系，除非少部分定居并有穩定工作的農民工，才能徹底放棄對土地的依賴。

　　記者：能否在既保持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，又實現規模化之間找到一條合理的途徑?

　　錢克明：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還有一種方式是服務集中。即在保持農戶這一基本經營單位的基礎上，由農戶組成農業協會或者農業服務公司，為每家每戶提供統一的生產服務，包括統一采購生產資料、統一播種、施肥、打藥、收割乃至統一加工、包裝、運銷。這樣不僅農民的耕作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，而且可以有力改變千家萬戶應對千變萬化市場的局面，農民聯合起來，競爭主體變得強大，談判和交易能力也得到提升。而且最關鍵的是，把未來的發展空間最大限度地留給了農民。

　　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經對這種方式作了一些探索，村集體或合作是統一組織生產活動，集體購買各種現代化農機，派村里的能人負責各個生產環節，保證每個環節都是村里的最高水平，所產生的費用由村民分攤，應該說效果很好。

　　記者：現在很多地方存在撂荒現象，您認為應如何保證農民的種糧積極性?

　　錢克明：關鍵問題就是要激發農民的積極性，如果沒有積極性，對任何新的組織形式或新技術，他們都不會感興趣，撂荒現象也難以避免。

　　我認為我國糧價在一定范圍內上漲是合理的，能從客觀上真實反映土地資源的稀缺性，是對市場價格的合理回歸。這不僅不可怕，反而有利于理順長期以來扭曲的資源價格、改變國民經濟分配不合理的格局。當然，前提是要做好對低收入群體的保障工作。糧價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城鎮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，但如果采取財政補貼措施，代價并不是很大。

　　這樣通過價格杠桿的調節，政府再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投入，不斷改善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，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才能不斷被激發，糧食生產能力才會進一步增強。(記者劉維濤)